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渐进共识型”府际合作的生成与运作逻辑——以“亭桥鹤”城镇圈跨域治理为例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6-21
 :陈俊,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王芳,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助理。 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动员型治理的运作机制与效能提升研究”(24BZZ007)  【摘 要】跨界城镇圈治理是我国都市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毗邻地区基层政府协同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亭桥鹤”城镇圈跨域治理实践中的先行条件、推动因素及其背后的

  :陈俊,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王芳,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助理。 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动员型治理的运作机制与效能提升研究”(24BZZ007)

  【摘 要】跨界城镇圈治理是我国都市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毗邻地区基层政府协同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亭桥鹤”城镇圈跨域治理实践中的先行条件、推动因素及其背后的权力互动规律进行总结,揭示基层政府跨域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跨域问题的复杂性与基层治理碎片化之间的张力、基层政府间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合作成本,以及上级政府的纵向介入促进了合作意愿的生成,而纵向上级压力与横向协调联动驱动合作运行,最终达成互信和收益水平提升的结果。宏观理念的诱致性变革、中观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微观行动的有效协同是“渐进共识型”合作的内在逻辑。未来在跨域合作治理中应充分发挥上级行政权威的引导作用,根据跨域公共问题的性质、交易成本等推动府际合作制度创新,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以避免出现行动滞后等问题。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的要求。当前,跨域府际合作已成为突破单一行政区划限制、实现毗邻地区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驱动下,毗邻地区的基层政府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治理共同体,学界对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探讨也由此不断深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域治理和基层政府间合作关系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跨域治理的研究。跨域的概念涉及空间跨域(如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议题跨域、组织跨域等不同维度。学者们从注意力分配、资源依赖、权力逻辑、交易成本等角度探讨了跨域合作治理的动机。有学者指出,跨域治理存在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单中心治理,以及区域合作组织乏力等深层次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应打造平台型政府,通过跨界整合推动合作治理。还有学者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应在区域合作治理中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

  二是关于基层政府间合作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根据来源不同,合作意愿可以分为纵向促动型与横向协同型两种。此外,学者提出了“问题导向型”合作机制。有学者将合作动因分为“回应性动因”和“开发性动因”。有学者提到要激活基层政府的内生合作意愿,提高合作积极性。已有研究从个案层面探讨了基层政府间合作的生成机制,但多囿于静态的分析或单一的理论视角,尚未对跨域基层政府间合作从形成动因、发展过程到实施效果的动态变化进行全景式分析,亦未能厘清合作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难以揭示合作实践的复杂运作逻辑。

  城镇圈是指中心城市与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较大、地理距离较近且联系较为密切的城镇共同形成的城镇体系。发展城镇圈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升郊区城镇作为区域性节点的辐射能力。“亭桥鹤”城镇圈由上海市嘉定区A镇、青浦区B镇和江苏省昆山市H镇三个省际毗邻镇构成,是跨越沪苏省界的毗邻乡镇协作单元。该城镇圈打破了传统“区-镇”层级化的资源配置模式,支持省际毗邻区的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协同和社会治理协作,为推进上海和邻沪地区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当前学界对跨域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级等宏观层面,对中观层面的跨界城镇圈关注不足。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将“亭桥鹤”跨界城镇圈纳入上海大都市圈四层级空间协同框架中的乡镇一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凸显了跨界城镇圈的战略价值,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对象,由此弥补现有研究在中观层面上的理论缺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跨界城镇圈基层政府间合作何以生成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旨在阐述和分析跨域合作治理的结构性动力及其运行逻辑。

  西方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从协作治理、网络化治理、整体治理等不同视角诠释了跨域治理的产生、行动及其影响变量。其中,“先行条件-过程-结果”三阶段框架揭示了组织间的合作并非简单的线性合作,而是由合作治理产生的背景环境、合作治理过程以及合作产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循环迭代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将西方“先行条件-过程-结果”三阶段框架与中国“亭桥鹤”城镇圈基层政府合作治理的具体案例相结合,“解剖麻雀”,构建跨界城镇圈基层政府合作治理的理论研究框架,呈现基层政府在“合作意愿-合作过程-合作结果”三个阶段的互动过程。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合作意愿是合作的前提,在跨域治理中发挥凝聚共识、协调各方、降低成本、整合资源的作用。合作意愿的生成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推动。传统基层政府间的合作大多局限于个别领域、个别事项的联动,难以有效应对属地管理行政权与跨域公共事务在地理空间上外溢的非对称性结构矛盾。比如,面对环境污染防治等复杂的跨域公共事务,尤其需要政府部门间的系统协调和有效协作。其二,资源约束的推动。单一基层政府组织往往面临财政、技术等资源上的约束,难以独立应对复杂的跨域公共事务,需要借助外部资源,通过协作实现资源共享,提升治理效能。其三,合作交易成本的推动。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基层政府,其行为受成本-收益逻辑的影响,当合作带来的预期收益高于合作成本时,基层政府的合作意愿就会产生。其四,纵向权力的高位推动。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统筹实施、考核等方式,对基层政府施加问责等压力,进而激发基层政府间的合作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合作意愿的生成仅构成跨域合作的起点,并非推动合作顺利进行的充分条件。在合作过程中,基层政府往往存在自利动机,甚至可能出现搭便车行为,利益关系始终是政府间关系的首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间的深化合作往往需要借助上级政府的纵向压力,以协调区域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异质性。比如,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下,上级政府通过政治动员、战略规划、项目评估等方式促进基层政府之间的合作。然而,上级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纵向介入也要把握好“度”,避免因此影响基层政府的积极性。

  基层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既是最终的任务承担者,也是协调资源和权力的核心行动者。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离不开行动者之间资源和权力的博弈。地方政府通过设立领导小组、联合办公室、联席委员会等方式进一步推动合作走上制度化轨道。

  合作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初始的合作意愿,更依赖合作过程中的信任和收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内部合法性,降低合作中的道德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强调基层政府间的共同利益,为形成稳定的府际关系奠定基础。此外,制度性集体行动(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ICA)理论认为,制度性集体行动产生的关键在于,合作行为能够给合作参与者带来净收益,即合作的预期收益超过合作成本。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合作净收益是决定能否合作的关键因素。

  本案例来自研究者在2024年2月进行的线下调研及部分二手资料。调研期间,研究者对三地合署办公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亭桥鹤”三地总面积197.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0万人,GDP总值近千亿,经济社会相对发达,加之三地较早开展了跨省协作,常被称为长三角中的“小三角”,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跨域公共问题具有跨越行政管辖边界与外溢性等特征,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势必会对毗邻方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外溢效应。一方面,由于行政边界分割、治理成本高昂以及治理责任模糊,三地交界处频繁出现流动摊贩、偷倒垃圾、违规搭建等问题和乱象,急需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构建权责清晰的跨域治理机制。另一方面,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双城生活”群体对跨区域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截至2023年8月,三地已累计处办跨省工单2700余件,充分反映出跨域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因此,处理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成为激发基层政府合作意愿的现实动因。

  单一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环境并从周围环境中汲取所需的资源,因此资源的稀缺性和组织之间对资源的相互依赖从根本上促成了组织间的合作,成为驱动跨域治理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H镇是江苏省首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开发区,在产业、科技、人才、金融等方面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诸多支持,经济实力较强,拥有更大的自主实践的可能性。A镇和B镇地处上海临苏的西大门,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一直受到H镇经济的辐射带动。与此同时,H镇作为江苏临沪的东大门,也承接了上海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溢出资源。这种地理区位特征使得三地在关键资源配置上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则成为驱动跨域合作治理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稀缺的权威性资源,政府注意力分配成为推动基层政府间合作的深层机理。在“亭桥鹤”城镇圈中,三地虽然地理位置相邻,但隶属不同的行政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注意力分配上的差异,并导致政策实践上的区别。A镇和H镇两地政府早在2007年便启动“双城共建”,签署《文明共建协议》,在社会治安、人口计生等28个职能部门间建立结对共建机制;并于2018年3月签署《“双城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年6月,两地政府成立“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推进办公室”,并正式合署办公。2019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B镇正式加入。至此,三地基层政府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方面的互补关系,使其在面临内部治理资源稀缺与跨域治理需求紧迫的压力下,产生“共建一个品质新城”的协同目标,由此生成了内在的合作意愿。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竞争压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合作意愿,促使三地通过共建国际商务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等措施提升整体竞争力。

  组织间网络的互惠原则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与科层壁垒的缺陷,避免机会主义风险。长期以来,无证摊贩流动经营、建筑垃圾跨省偷运、公共基础设施不协调等乱象在三地交界处频发,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急需三地基层政府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和稳定的合作关系,以组织体系重塑来降度易成本。比如,建立跨区域常态化12345热线联动工作模式,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民生诉求的跨行政区流转;三地法院联合化解边界矛盾纠纷,通过诉前调解和司法协作,减少重复立案,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这些制度创新体现了互惠原则,不仅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响应效率,还通过可预期的合作收益增强了合作的稳定性。当合作净收益能够覆盖乃至超越初始的交易成本时,基层政府便有更强动力持续深化合作关系,从而推动跨域合作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当基层政府因信息不对称和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而缺乏合作动力时,上级政府的纵向介入成为整合分散力量、激发合作意愿的外部推动力。首先,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为跨域合作治理提供政策支持。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产业跨界融合、推动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等要求,为跨域治理提供方向引导。其次,省级层面的空间规划为合作提供制度化框架。2017年,三地《跨行政区城镇圈协同规划》的颁布将“亭桥鹤”城镇圈协同治理纳入制度轨道,明确了主体责任。最后,在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的政治动员下,三地基层政府按照上级规划要求制定镇级规划,并推动了多项行政协议的签订。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省级政府牵头编制跨行政区城镇圈整体规划、市(区)级政府聚焦《区域联动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推动了三地基层政府间的合作。正式权威为内生合作意愿不足的基层政府创造了合作条件,提供了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通过要素间的耦合,构建起纵向指导下的集体行动与横向范围内的协同治理相互嵌合的合作机制。

  一方面,纵向的正式制度安排与行政压力的向下传导为跨域合作治理提供行动框架。权威协调者通过制定政策、签订协议等方式提升合作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履行监督职责降低违背契约的可能性。其一,政治动员确立一致性目标,并进行利益协调。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沪苏省际毗邻区域逐渐深化跨域合作。其二,制定战略规划,明确各方的治理责任和行动计划。制定战略规划是一个沟通协商的互动过程,通过联合调研、方案共商与文本共签,能够将合作意愿转化为可操作的协同行动计划。201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率先提出,打造嘉定安亭-青浦白鹤-昆山花桥等三大邻近上海市域边界城镇圈。同年,《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为上海大都市圈中毗邻地区基层政府合作作出了顶层设计。2021年,三地基层政府在党群阵地共建、城市生态共建、产业发展共兴、社会发展共活等四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促进了“亭桥鹤”城镇圈一体化协同高质量共建。其三,项目评估以目标考核的方式将压力向下传导至基层政府。针对交界区域的违建拆除、环境卫生等问题,上级政府以联勤联动次数、解决问题数量等硬性指标考核其合作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域合作治理效能的提升。其四,案例推广的示范效应。2021年,“亭桥鹤”一体化发展成果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列为跨域治理典型案例,并向全国推广,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引发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三地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出可复制的治理经验,比如跨域立案、设立人大代表联络站等创新模式,为更大范围的省际毗邻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间的横向协调为跨域合作治理提供动力。如果说政府间关系的纵向体系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等级结构,那么,横向政府间关系则可以被设想为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受政治压力、资源约束、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三地基层政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行政协议、共建项目等方式推动合作,实现横向协同。三地在编制协同规划文件的过程中,定期召开联席研讨会,积极组织各地规划部门和镇政府进行协商,在有效解决跨域主要矛盾的同时,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平台,使横向协调从临时应对转向深度交流。此外,行政协议以软规制的方式对合作行为进行约束,通过明确各方在跨域治理中的权责分工以及合作议题和行动路径,有效促进了基层政府间合作意愿和合作目标的协调。三地的合作实践清晰呈现了行政协议的制度化轨迹。三地的合作可追溯到2007年A镇和H镇签署的《文明共建协议》,该协议在交通管理、治安执法等领域,初步建立结对机制。2019年,三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三地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以常态化联席工作机制展开全方位合作,为后续联合河长制等协议的签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协同治理以信任为基础,凝聚多元主体共识,从而达成合作愿景。而合作主体间的信任程度受到区域内相似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H镇作为昆山临沪第一站“桥头堡”,与A镇、B镇地缘关系紧密,社会往来频繁,加之2007年以来持续开展的共建实践,三地具备深厚的合作基础,有助于化解分歧、增进信任。在主体间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明确参与跨域事务协同治理各主体的职责和分工,形成层次分明的协同治理结构。随着“亭桥鹤”城镇圈一体化高质量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三地基层政府在多领域深度互动中的信任水平不断提高。在政府协同层面,三地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行动,实现了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在社会层面,三地创新推出“星期天先锋”工作模式,先锋团队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等领域发挥引领、协调和联络作用,社会公众也积极通过线上平台反馈市容环境等问题,相关部门及时响应并公示处理结果。这种政社双向互动模式促进了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增强了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跨界治理的认同感。

  协同行动的内部收益或外部收益提供了诱致协同的后果激励。在发展初期,“亭桥鹤”跨界城镇圈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行示范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空间联系和政治关注使其在资源、税收、金融等方面得到上级政府的更多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三地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有效降低了跨域治理的制度易成本。比如,合作共识的达成、行政协议、联席会议等降低了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决策层、执行层、协调层“三级运作”框架的建立,降低了行政区划割裂产生的执行成本和代理成本。其中,共建项目是评价合作成效的关键指标。三地在水域治理、纪检监察、市容环境、行政执法等多个领域制定年度共建任务清单,并组建“行动支部”。比如,在政务服务方面,三地创新推出“远程帮办”“事项代办”“视频导办”等服务模式,实现政务联动发展,并通过整合数据平台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和跨域问题的联合处置。截至2022年6月,首批107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长三角“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近办理”;在毗邻区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昆山法院设立长三角司法协作专窗,并率先建立跨省域的法庭“人大代表联络站”。

  “渐进共识型”府际合作是指地方政府在跨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基于对合作收益的理性判断和预期,从被动响应合作需求转变为主动深度参与合作。在此类合作早期,基层政府往往缺乏合作经验而非合作诚意;通过持续互动,基层政府的合作态度逐渐从审慎观望转向主动参与。

  在跨域合作中,当地方政府协同意识薄弱和内生动力不足时,诱导机制能够使政府和社会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跨域问题的复杂性和外溢性是直接诱因。跨域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割裂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引发大量跨区域投诉和舆情关注。这些问题使三地基层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唯有协同共治方能化解治理困境,由此加深了三地政府间的相互依赖,为达成合作共识奠定基础。其次,三地的文化渊源使合作具备可行性。“亭桥鹤”三地由于地理位置毗邻,社会往来较为频繁,2007年以来持续开展的共建实践叠加构成了合作意愿生成的社会背景,激活了结构性力量,为触发合作提供了必要前提。最后,上级政府的制度引导以及媒体的宣传动员促使行动者对合作予以关注。比如,昆山市融媒体中心与三地合作打造《花开沪邻》栏目,通过纪录片、圆桌访谈等形式宣传“亭桥鹤”城镇圈一体化成果,增强了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跨界治理的认同感。

  府际关系中的制度安排对行为主体具有直接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能够为协同合作构建良性互动的博弈规则体系,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跨域公共事务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单一行政辖区或部门难以应对,急需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破解。而跨域治理提供了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它强调通过纵向(上下级政府间)与横向(同级政府间)的协同联动,共同应对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公共议题,从而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局。

  “亭桥鹤”城镇圈跨界治理以决策层、执行层、协调层“三级运作”框架为基础,建立多层级、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一是会议协商机制。领导小组每年召开1~2次联席会议,“亭桥鹤”推进办公室每月召开1次会议,各部门按需召开对接会、交流会、协调会、推进会等会议,以精准有效地推进落实各项工作。二是跟踪服务机制。“亭桥鹤”推进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和沟通纽带作用,为各部门的共建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交办任务推进流程如图2所示)。共建项目牵头部门当月月初上报上月共建项目落实情况,由“亭桥鹤”推进办公室汇总后以简报形式报送领导小组。三是创新工作机制。联合三地职能部门共同制定“亭桥鹤”毗邻区域联动巡查工作机制,成立“亭桥鹤”毗邻区域联动巡查队,落实巡查、反馈和跟踪三项机制,并开展苏沪交界联合整治、执法专项行动。

  在跨域合作治理实践中,由多元主体构建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其中,利益激励机制是互不隶属的相邻地方政府进行合作治理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成本共担、收益分配等制度性安排将各方诉求纳入合作框架,激励各方自觉参与合作治理,也有助于缓解因目标冲突或权责模糊引发的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横向的协同关系。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则为多元参与主体提供了常态化的沟通和协调平台,使其能够在规则框架内表达诉求、协商方案、达成共识,为跨域合作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跨域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的目标在于,如何破解区域内各基层政府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而跨域合作治理的效能最终体现在行动主体的协同能力上。“亭桥鹤”城镇圈通过整合执法、服务与监督等方面的力量,构建起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行动网络,推动合作从制度设计走向实践落地。

  首先,组建协同队伍,夯实行动基础。三地整合协管员、网格员、社工等力量,组建“1+2+N”治理队伍,参与联合执法、环境整治等活动。其次,依托数字化平台消除信息壁垒。在信息共享的及时性与常态化方面,三地依托昆山“综合指挥平台”和上海“一线通达”等数字化平台和载体实现数据共享和案情线索互通。最后,引入多元主体,强化监督问责。三地引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参与评议,通过“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跨区域纠纷调解的满意度,通过“党建联盟”活动评估基层治理的协同效果。这一行动逻辑呈现出跨行政区、多层级的复合治理表征,通过权力整合改变分割状态,达成职能衔接,并制定行动策略,标志着地方政府间合作空间的确立和实质性合作的开始。

  本文系统梳理了“亭桥鹤”城镇圈跨域治理的组织策略、行动方案和实践路径,梳理了合作发生的机制链。研究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与基层治理碎片化之间的张力、基层政府间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共同催生了合作意愿,权威介入和横向联动推动了合作进程,从而取得信任互构和收益互惠的合作结果。因而,应充分发挥上级行政权威在跨域合作中的引导作用,通过激励的方式调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此外,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地方政府差异化的发展基础,要根据跨域公共问题的性质、交易成本等,推动府际合作制度创新,避免出现行动滞后等问题。

  “渐进共识型”合作是一种在动态调适中推动制度演化的渐进路径:地方政府通过稳步推进和逐步优化,促进跨域治理工具完善,并逐步转变治理的理念和行动。在此过程中,可以对目标体系、利益诉求、激励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校准行动方向。一方面,完善组织层级和部门职能,突破组织内部边界;另一方面,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突破组织外部边界。在此基础上,推动共识重构,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不可忽视的是,“渐进共识型”合作是对接上级政府指令的“亮点打造”行为,受到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的风险。若权威“缺场”,会导致治理资源内耗。正如合署办公人员所强调的,镇级层面的合署办公面临体量小和政策支持不多等困境,给合作行动和政策落实带来挑战。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未能充分展现跨域合作治理的详细过程,以及上下级政府互动的细节,未来仍需更多研究跟进,以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