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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容:基层纠纷化解的实现机制与效能提升策略——对S镇购房纠纷化解实践的考察(上)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4-27
 吴业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夏雯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摘 要】建立基层纠纷化解机制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S镇购房纠纷化解为典型案例,以运动式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为参考,构建“任务驱动-组织保障-利益共容”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基层政府突破制度惯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

  吴业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夏雯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摘 要】建立基层纠纷化解机制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S镇购房纠纷化解为典型案例,以运动式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为参考,构建“任务驱动-组织保障-利益共容”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基层政府突破制度惯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常规治理陷入“条块分割”与“责任悬浮”的困境时,运动式治理通过任务驱动的目标重构、弹性组织的资源整合与利益共容的协商博弈三重机制,动态弥合科层治理的结构性缝隙。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基层纠纷化解效能的提升策略,以期为基层政府提高纠纷化解能力、更新纠纷化解方案、重塑纠纷化解机制提供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参考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基层矛盾纠纷的数量与复杂性不断攀升。虽然常规治理体系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提供了初步保障,但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程序化、固定化的传统调解模式逐渐暴露出结构性缺陷:治理流程的刚性固化难以应对矛盾纠纷的动态演变,制度惯性下的被动响应无法满足矛盾纠纷化解的时效性要求,加剧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滞后性和低效性。更糟糕的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被牢牢束缚在“按部就班”的框架内,缺乏灵活应变的空间,本该“如火如荼”开展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却成了“拖沓的老古董”,导致许多矛盾未能得到及时化解,可能在无形中引发矛盾外溢与风险传导,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当前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面临常规治理困境,如何纠正传统程序的惯性和惰性成为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命题。为探索“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实践路径,本研究通过对F县S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案例的跟踪调研发现,该镇调处工作小组开创了运动式纠纷化解模式:居民梁某雄因房屋正对山坟与开发商发生权属争议,经过两年的常规调解,因多方推诿,该纠纷始终未能化解,最终升级为信访事件。针对这一治理失灵现象,镇政府突破常规治理体系的局限,成立跨部门调处工作小组,以信访督办、绩效考核等常规制度为约束,以跨部门协同、特事特办等运动式手段为突破,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这一过程既非对常规治理的简单否定,亦非运动式治理的孤立实践,而是通过“制度刚性赋能”与“治理弹性突围”的嵌套式协同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效能的跃升。

  核心问题由此展开:在基层治理中,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如何通过二元互动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这种治理效能跃升的背后,折射出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何种机制创新逻辑?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尝试构建“任务驱动-组织保障-利益共容”分析框架,从深层次突破常规治理困境出发,通过分析多主体的互动行为挖掘集体行动的破冰逻辑。基于对S镇购房纠纷化解全过程的深度调研,运用运动式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对这一逻辑进行学理化解释,以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参考路径。

  制度比较视角聚焦人民调解制度的理论定位与本土特质。学界普遍认为,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其功能虽与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存在相似性,但与其制度逻辑和实践路径存在本质差异。西方ADR的中立性特征与中国调解的“政治嵌入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过基层党组织介入实现纠纷化解与社会治理的双重目标。在美国实施民事诉讼研究项目(Civil Litigation Research Project,简称CLRP)过程中,学界对民事诉讼进行了深入研究,将争议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构建起“纠纷金字塔”结构。有学者以上海市信访与人民调解联动实践为例,论证了国家推行多元调解机制的政策方向,即整合各类调解资源,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协同配合的“大调解”体系。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并非单纯效仿西方“诉讼分流”逻辑,而是通过党政主导实现纠纷化解手段与需求的精准适配。这一观点在城市基层党组织调解案例研究中得到验证: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整合与统筹职能,搭建起基层党组织、政府与社会协作的立体化治理网络。

  结构功能视角关注治理主体的结构及其功能价值。有学者按照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嵌入性群体体系、内生性个体体系的治理主体结构分类,对内含的各类治理主体的角色职能进行合理定位,旨在优化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振兴。有学者指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在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治理角色的基础上分化出社区领导、社区元治理、社区自治、社区协同四大亚结构,对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上述研究为理解基层纠纷化解机制提供了理论认知、实践经验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缺口。比如,既有研究虽揭示了治理主体与纠纷化解效能之间的关联,但对多元主体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逻辑缺乏过程性解释,未能回应制度文本刚性、矛盾演化动态性与治理效能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中国情境下政治权威如何通过重构“成本-收益”结构促成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共容关注不足。事实上,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往往依赖制度惯性突破与治理创新的有机融合,既要发挥常规治理的专业化优势,又要借助运动式治理的灵活动员能力,实现资源整合与利益再平衡。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运动式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为参考,结合S镇的行动实践,构建分析框架,以期为解释治理效能跃迁提供新的理论切口。

  在社会科学领域,集体行动理论关注个体如何在群体同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为解释群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有学者以个体理性为逻辑假设,认为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中,个体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由于不同主体在规模、偏好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会基于最优化逻辑进行决策。集体行动中的参与者根据“成本-收益”预期值来决定是否参与行动以及是否为行动组织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由此构成了集体行动理论模型,揭示了个体利益分化对集体行动的抑制作用。有学者结合社会资本的讨论,构建了一个以信任、声誉和互惠为核心,涉及集团规模、沟通交流、信息规范等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强调信任、互惠与制度设计等对于提升合作水平的作用。

  在S镇购房纠纷中,购房者、开发商和坟主后人等多元主体最初因利益分化陷入僵局,各自基于个体理性进行决策,难以达成共识。调处工作小组介入后,通过激活社会资本和重构利益分配规则,逐步打破利益分配僵局,促使各方从零和博弈转向寻求共赢。整体来看,该案例中的纠纷化解本质上是多元主体持续博弈的过程,各参与方在利益、认同、权威、资源等要素的影响下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具有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特征。

  运动式治理理论聚焦政党或政府通过非制度化手段突破科层制约束以实现短期治理目标的行动逻辑,其核心在于政治权威对常规治理失灵的动态矫正。学界普遍将其置于“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的关系框架中探讨其制度逻辑。有学者指出,常规科层治理机制僵化守旧且难以创新,导致交易成本持续上升,催生运动式治理机制。近些年研究进一步转向二者的互补性视角,有学者发现,这种二元互动并非简单对立,而是互补性协同——常规治理为运动式治理提供合法性框架,运动式治理则通过灵活动员弥补常规治理的响应滞后缺陷。可见,探讨二者的关系是分析运动式治理运作逻辑的关键。关于运动式治理机制如何衔接常规治理机制,有学者指出,压力型体制与运动式治理具有紧密的关联。

  S镇购房纠纷的化解过程正是这种二元协同互动逻辑的典型实践:当常规治理陷入“踢皮球”式僵局时,镇政府的治理实践展现出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动态协同。具体来说,镇政府积极发挥政治权威作用,组建跨部门调处工作小组,以信访督办、绩效考核等常规制度为压力源,以“特事特办”原则重构议事规则,整合林业、司法、开发商等多方主体,通过任务驱动、目标聚焦、资源调配、创新手段等的交互作用,实现了权威落实。整个过程映射出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动态调适,二者在“制度刚性”与“执行弹性”的平衡中,推动纠纷化解从“程序僵化”向“实质化解”的跃迁。

  通过上述的研究回顾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政府治理、运动式治理、政府作用等内容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构建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

  治理任务是调处工作小组成立的起点。治理任务对组织迭变和治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治理任务自上而下通过层层发包的形式不断分解、下沉,成为一种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手段。在微观的基层治理场域中,治理任务的差异化特征决定了治理形态的生成,表现为根据任务需求设立临时性或常设性的任务型组织,并整合不同主体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资源,共同推动单一事务的“专门”解决。

  组织的发展是调处工作小组运行的支撑条件。一方面,从常规治理的组织来看,基层政府的治理活动和创新受上级政府的约束和监督,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而基层政府处于科层体系的末端,无疑是上级政府行政事务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从运动式治理的组织来看,其成立就是为了弥补传统科层组织在协作上的不足,因此对化解常规治理的合作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理解为政府职能与弹性治理的一种结合。

  多主体对于利益的可接受度决定了调处工作小组的治理成效。集体行动是为了实现团体的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一过程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共同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各主体在互动和博弈的过程中能否实现利益均衡。这就需要参与行动的各主体进行充分协商与对话,在规范性制度的约束下充分地分析自我获益,让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浮现,据此制定利益分配的规则与原则,协调个体选择性利益和整体性利益,从而达成共识,在集体性治理情境下形成统一的利益共容体。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引入运动式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将其嵌入S镇调处工作小组化解购房纠纷的实践,提炼得出“任务驱动-组织保障-利益共容”的分析框架(见图1)。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F县S镇购房纠纷化解实践的单案例深描,构建揭示因果机制的分析框架。S镇地处粤北Q市东部,下辖10个村委会和1个居委会,截至2022年末,户籍人口3.21万,镇政府驻地常住人口1.37万,工农业总产值达3.62亿元。2011年,某房地产开发商在S镇LY村开发项目,项目包含多种房产类型,吸引众多外地购房者。

  纠纷始于2019年购房者梁某雄发现所购房屋正对山坟,与开发商宣传严重不符。经多次与开发商协商退房未果后,梁某雄于2021年向Q市林业、民政等部门投诉,虽推动了山坟部分整改,但核心争议仍未解决。2022年3月,梁某雄向Q市信访部门提出诉求,要求退房并追究相关部门责任,案件按“属地管理”原则转交F县民政局和S镇政府。经多轮协调,山坟复绿问题虽部分解决,但退房争议仍陷入僵局。镇政府成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小组,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介入。调解员通过实地勘察锁定矛盾焦点,引导各方权衡利弊,最终达成退房协议:梁某雄支付1%的违约金,开发商免除其后续物业费。2022年10月,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选取该案例基于三重考量:其一,S镇购房纠纷化解具有普遍性,该类纠纷反映了常规治理机制在应对乡村复杂矛盾时的普遍困境,基层政府如何有效化解纠纷,是新时代基层治理必须解答的问题;其二,S镇购房纠纷化解具有典型性,S镇“特事特办”的跨部门调处模式为基层纠纷化解机制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证样本;其三,S镇购房纠纷化解具有前瞻性,政府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协调实现多元利益共容的创新实践,是未来基层纠纷调解的样板之作。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S镇调处工作小组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实质上是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对常规治理困境的“单点”突破,各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博弈和利益协商达成了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纠纷化解过程生动展示了运动式治理在非常规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价值,是最终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保障。

  任务的明确性与紧迫性直接推动了组织形态的临时性重构。面对“限期实质性化解该起信访纠纷”的“硬任务”,镇政府无法将其交给某个单一职能部门按部就班处理。任务所具有的紧迫性、复杂性与跨部门特征促使镇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行政运作方式,对治理目标进行战略性重构。这一重构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组织载体——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小组。

  从成立动机来看,该小组本质上是任务驱动下组织资源的“非常规重组”。从成立结果来看,这种做法打破了常规科层结构中部门之间的壁垒,将林业、民政、司法、属地村委会乃至开发商等分散的责任主体临时整合到一个以任务为核心的行动单元中。其“专班”属性意味着小组的目标高度集中,生命周期与任务周期相互绑定,资源调配也优先服务于完成任务的目标。该小组的组织架构、职能范围等会根据治理任务的变化而动态调整,以满足完成不同阶段治理任务的需求。

  在明确治理任务并开始行动后,调处工作小组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组织“刚性制度+柔性执行”的双重保障。这种基于弹性化约束的系统运作机制(见图3)既保持了常规治理必要的规范性,又具备了运动式治理的集中优势,使调处工作小组能够在常规制度框架内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

  中国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为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条件,上级人民政府对基层政府及其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即便轻量化、高效率的调处工作小组,其运作仍难以脱离科层制的层级约束。

  首先,常规治理下任务发包下沉,上级政府将治理任务下放。比如,将纠纷化解作为行政指令通过科层制链条逐级下放到F县、S镇,来自Q市和F县两级政府的压力推动S镇进行治理创新,成立调处工作小组。

  其次,上级政府以信访工作为抓手实现过程管控。在梁某雄不断向信访部门反馈,认为县政府“不作为”后,上级政府为推动矛盾纠纷的化解,加强对县政府和镇政府的过程管控。

  最后,结果激励影响治理效能评价和资源配置,使得调处工作小组的运作仍受科层结构的刚性约束。纠纷化解成效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行政评价、资源分配乃至政治晋升。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迫使调处工作小组即便采用“特事特办”的弹性策略,仍须执行常规治理所认可的“实质化解”标准,确保非常规治理创新始终在科层制的整体效能框架内运行,不致脱离常规治理的轨道。

  调处工作小组突破常规治理的程序化约束,通过临时性、集中性和运动式的治理手段,有效应对纠纷化解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李主任作为调处工作小组非常规治理运作的核心推动者,将多方主体集中到特定的调解会议室,打造了一个有效化解纠纷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并非简单的物理聚集,而是依据布迪厄所言的“场域”逻辑构建的关系构型:各行动者(政府、开发商、购房者等)基于各自掌握的资源(如行政权威、经济资源、话语权等)和所处位置,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具有特定博弈规则与动力结构的互动关系格局。这一网络促进了新行为实践的产生,使得常规科层制下难以实现的直接对话与协商成为可能。

  调处工作小组进行非常规专项治理的优势还体现在人事结构的塑造上,与常规治理的科层制结构不同,“集中办事”的专项治理模式能够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通过组建跨部门的临时性工作小组或指挥部,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行政资源分配机制。

  调处工作小组注重发挥成员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这是其不同于常规部门运作的重要特征。一方面,调处工作小组的运作重视授权,给予小组负责人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把握运作方向的基础上保障调处工作小组自主执行。另一方面,调处工作小组在运作过程中高度依赖临机决策而非程序化手段,采用“特事特办”的方式推动小组成员的自主创新。

  调处工作小组采取一系列举措,促使矛盾双方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促进共同治理目标的实现,最终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在复杂的集体行动过程中,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往往既相互依存又有潜在冲突,基于选择性获益的结果控制机制(见图4)可以使各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利益分配。

  S镇购房纠纷的顺利化解归根结底是明晰矛盾双方的收益,从而为后续双方的和解提供充分的参考依据。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个体的决策往往取决于自身的获益程度,个体常常在成本消耗与最终收益之间进行充分衡量,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一方面,调处工作小组充分衡量现行成本耗损,系统性评估纠纷持续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情感消耗及社会关系影响等,向各方展示僵持的潜在代价。比如,向开发商指出纠纷拖延对品牌效益的影响,向梁某雄说明长期维权的精力消耗。另一方面,分析后续收益,比如提炼“后续品牌效益”和“美好住房环境”两大核心收益,引导各方权衡对抗成本与和解收益,推动各方选择合作策略。

  在利益相容的博弈框架下,传统的博弈论因参与主体可选择的策略有限,易导致纠纷化解低效甚至无效。调处工作小组作为多样化选择方案的提出者,从个体利益的视角出发,根据各方的核心需求,精确评估矛盾各方的收益情况,提出了换房、退房、整改山坟等多样化选择方案,引导各方在自利动机下做出最优选择。矛盾主体作为多样化选择方案的接受者,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断趋向于共识的达成。开发商基于维护品牌长期效益的考量倾向于短期让步,而梁某雄对改善居住环境的紧迫需求则强化了短期利益导向。调处工作小组在各方利益诉求的侧重点差异与多样化选择方案之间建立了有效衔接,推动纠纷化解方案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在纠纷化解方案执行过程中,政府需凭借其权威推动协商工作顺利进行。调处工作小组作为权威“中间人”,通过建立面对面的交流渠道,促进各方平等对话,进而实现利益均衡。一方面,调处工作小组打破信息壁垒,为各方提供面对面交流的空间,构建对称性互动关系,确保各方在对话过程中实质对等;同时积极斡旋促进各方积极表达情感和观点,减少干扰和对抗,推动有效沟通与共识达成。另一方面,调处工作小组通过分阶段、分步骤的协商方式推动纠纷化解层层递进:初期寻求各方利益交叉点和平衡点,中期围绕各方诉求制定具体方案,后期明确各方责任、细化方案执行。最终,各矛盾主体顺利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体现了调处工作小组在推动矛盾解决中的系统性、渐进性和实效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