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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数字治理王法硕:关系建构、资源动员与制度重塑:跨部门数据共享的过程与逻辑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5-10-06
 k8凯发官网实现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对于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效能意义重大,但已有研究缺少全景化经验总结与系统性理论构建。基于A市危险化学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建构了包括情境驱动、问题阻滞、策略运作及成效累积的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在数据共享推进中积极利用有利的情境因素,以靶向施策的方式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能够精准破解问题与障碍、实现数据共享

  k8凯发官网实现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对于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效能意义重大,但已有研究缺少全景化经验总结与系统性理论构建。基于A市危险化学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建构了包括情境驱动、问题阻滞、策略运作及成效累积的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在数据共享推进中积极利用有利的情境因素,以靶向施策的方式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能够精准破解问题与障碍、实现数据共享成效的逐步累积,这一过程体现为关系建构逻辑、资源动员逻辑与制度重塑逻辑。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与政策启示对于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王法硕,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与基层治理;

  政府数据不仅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更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政府数据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共享已成为激发数据价值、赋能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对于政府治理与政务服务的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政府数据共享。2022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强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依法有序流动”。2023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促进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互通、数据按需共享、业务高效协同”。

  为把握时代趋势、落实中央部署,我国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数据共享实践,政府数据共享体系正加速形成。然而,从实际看,层级节制、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仍使数据共享的深入推进遭受重重阻碍。部门间技术壁垒、数据权属不清等导致“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现象仍屡见不鲜。

  学界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关注由来已久,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政府数据共享的价值作用、影响因素及推进策略等展开,特别是对当前数据共享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较多讨论。大量批判与反思性成果固然有助于对当前数据共享现状保持清醒认识,但并未对如何有效实现高质量数据共享擘画出清晰的“施工图”以关照当前各地的实践探索,更难以就此主题有力推进中国情境下的理论输出。政府数据共享的研究亟需从中国故事的典型经验中萃取有解释力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据此,基于A市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监管中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这一典型案例的经验证据,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尝试建构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重点关注跨部门数据共享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尝试从历时性角度挖掘提炼跨部门数据共享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

  跨部门数据共享是数智时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治理体系的一大突破口,也是数字政府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对于大量研究对焦跨部门数据共享面临的数据质量差、共享意愿低、共享范围小等现实困境的讨论,针对如何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成果和观点更新明显不足。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归为技术视角、制度视角与综合视角三类研究脉络。

  技术视角的文献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激发治理结构重塑与业务流程再造进而解决跨部门数据共享面临的阻碍。数字技术赋能数据共享的核心是革新传统政府数据采集、储存、交换与应用等环节,建构数据流动的空间结构、运动方式和逻辑机制。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及治理平台重构能够为数据共享提供优化方案。具有海量数据处理的云计算技术能够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软硬件资源和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政务云平台系统。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实现数据统一录入与存储、可追溯且难以篡改,凭借智能合约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并以加密算法提供安全支持。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数据共享提供了新手段与新工具,但“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体制机制问题并未随着技术更新而遁形。此类研究过分强调技术对数据共享的积极作用,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泥淖,忽略了组织、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在数据共享中的重要价值。

  制度视角的研究认为制度设计是制约政府数据共享的关键因素所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创建与调整能够推进数据共享进程。正式制度约束是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政府数据共享法律法规和组织机构可有效改善数据共享制度体系不完善的局面。针对当前政府数据共享相关政策呈现的碎片化状态,中观层面亟需通过“数据-领域-机制”的匹配加强政策协同性,为有序推进数据共享提供政策引导,微观层面则要签订数据共享合作协议等成文契约以明确相关主体职责义务、操作规范与建设模式,确立稳定规则和行动指南。正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规范数据共享行为,但当前正式制度实施的刚性不足及在具体场景中的低适配性,导致文化、认知等非正式制度纳入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非正式制度能够改善信任基础、营造共享氛围、促进非正式协商,潜移默化地形塑数据共享行为。培养以信任为基础的组织文化可以为数据共享提供精神要件。广泛宣传动员通过深化对数据共享的认知提高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组织中非正式沟通有利于牵引数据共享行动,缓和矛盾。制度视角的研究凸显了官僚体系内外部结构性因素对跨部门数据共享的作用,但又忽略了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叠加交互对数据共享的复杂影响。

  综合视角的研究整合上述两种视角,认为治理技术与制度设计共同作用于跨部门数据共享。其中,一类研究将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视为平行要素,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综合治理路径,构建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多要素模型,探讨如何通过技术提升、制度设计和信任培养等实现分散数据的整合、共享与利用。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技术与制度既彼此联系又互为因果,通过透视二者的互嵌互构关系尝试厘清跨部门数据共享中技术与制度如何相互影响与调适。一方面,制度安排对技术嵌入构成影响,制度通过设定标准化操作程序、合法化规则、资源分配方式等路径引导和限制技术运用样态及数据共享行为。另一方面,技术对制度也发挥着激活与形塑作用,新技术的运用与迭代持续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的优化,为组织互动与业务协同提供便捷高效的方式和渠道,进一步驱动相关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

  扎根理论在样本选取时,要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选择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案例。本文选择A市危化品监管中开展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案例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A市自2015年开始探索跨部门数据共享在危化品监管中的深入应用,于2021年7月建成并运行全市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A市在危化品监管领域中开展数据共享的创新做法和经验属于新生事物的探索性案例,这与本文试图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的研究旨趣高度契合。第二,A市危化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工作经历了由点及面的长时段探索,其间面临诸多挑战,A市采取了若干有效策略攻坚克难将数据共享工作向纵深推进。这一过程映射了当前我国各地政府开展数据共享面临的普遍现实,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因此,选取A市危化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符合样本选取要求。

  基于跨部门数据共享这一实际问题,研究团队从多渠道搜集数据,主要包括:①a类:政策法规类资料;②b类:半结构化访谈记录,访谈对象包括A市应急管理局及公安、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数字政府领域专家;③c类:政府发文、会议纪要等内部资料;④d类:互联网资料;⑤e类:个人工作记录。课题组最终获得文本资料共计28万余字,综合这些资料建立研究资料库,形成可供开放式编码的素材,并预留1/3资料以检验模型饱和度。

  近年来,A市为了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统筹推进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数智化水平。作为我国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A市危化品从业单位众多,危化品生产量、流转量、运输量及使用量大,潜在安全风险高度集聚。为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构建安全治理现代化体系,近年来,A市危化品监管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以建设全市危化品全过程监管平台为抓手探索数智技术赋能监管模式迭代升级。回溯A市危化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阶段:平台开发。2018年,A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明确提出建设全市层面“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跨部门数据共享进入全面加速实施阶段。市委市政府委托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完成了A市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建议书。2020年初平台正式开始建设,并于2021年7月正式上线运行。跨部门数据共享方面的重点任务和目标包括配套升级应急、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建信息系统,获取危化品企业申报数据,通过物联网、互联网、政务网汇聚形成完整信息链,构建危化品全生命周期专题数据库,创建危化品企业全息电子档案,完善危化品运输数据交互共享平台,以易制毒、易制爆等化学品为主攻重点,初步实现监管数据的汇聚、共享与交换。

  第三阶段:常态运行。自2022年起,A市重点关注数字化平台在实际监管业务工作中的运用。利用数据汇聚与分析的结果,初步建立针对危化品非法储存、非法运输等疑似违法行为的数据分析模型。利用大数据分析、判断与预警,向各监管部门自动反馈疑似违法行为线索。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新增与修订危化品监管数据共享相关条款,成立危化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研究制定委员会章程。推进基于数据共享的业务流程再造与协同机制建设,提升数据赋能危化品监管业务实效,实现危化品全过程监管的闭环管理。

  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在此阶段,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逐词逐句的阅读,剔除存在重复、语义模糊、歧义等问题的内容,基于A市危化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的相关内容提炼并归纳出初始概念和初始范畴。在对文本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71个初始概念,并进一步归纳析出18个副范畴(参见表1)。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归纳主范畴的过程。依据范畴的属性、概念层次及逻辑关系等对副范畴进行类属分析,形成了情境驱动、问题阻滞、策略运作及成效累积4个主范畴。主轴编码过程与结果见表2。

  选择性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基础上,确定核心范畴并开发故事线。其中,核心范畴提炼指确定一个或多个对主范畴具有统筹性、引导性的核心范畴。故事线开发则是通过明晰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副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梳理出能简要陈述这些关系的情节线索。在对主范畴深入分析后,明确本研究的核心范畴为“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实现过程”,围绕这一核心范畴衍生了情境驱动、问题阻滞、策略运作及成效累积在内的4个主范畴。其中情境驱动表征了内外部环境因素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持续深入,问题阻滞反映了跨部门数据共享中遇到的现实困难对数据共享进程形成障碍,策略运作指选择与使用有针对的措施突破阻滞,成效累积呈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成果的持续增长。

  根据编码结果,故事线可以提炼为: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A市危化品生产量、流通量与使用量逐年升高,安全风险高度聚集,强化安全监管成为确保A市危化品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自2015年起A市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工作,以期实现数智技术赋能危化品监管提质增效。在工作推进的不同阶段遭遇了各种阻力,A市利用有利的情境因素与优势条件,通过针对性的策略运作逐一击破与化解阻力。经过持续努力,A市危化品监管领域实现了跨部门数据互通互联和大数据赋能监管业务提质增效。

  根据A市危化品监管领域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实践历程,借用杠杆原理建构了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直观呈现各主范畴间关系和作用机理(参见图1)。情境驱动是杠杆的支点,根据杠杆原理,情境驱动位置越靠近问题阻滞一侧则动力臂越大,策略运作撬动问题阻滞所生成的成效累积范围越大。因此,在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中,通过选择和运用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可以解决面临的阶段性问题实现共享效能提升,有利于数据共享的情境因素能够助推和加速数据共享成效累积。

  为保证范畴编码的充分性与模型的解释力,需要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首先,本研究将预留的约1/3资料用于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涌现新概念和新范畴。其次,本研究将编码结果与危化品监管和数字政府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多轮深度研讨,同样没有得出新的范畴与关系。因此,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可以停止采样。

  A市危化品监管中跨部门数据共享情境由势能嵌入和风险倒逼等外部因素以及竞争压力和优势条件等内部因素构成。

  第一,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高位推动和政治势能被认为是自上而下顺利推进政策执行的重要机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危化品监管的注意力表达向A市传递了重要信号,通过政策引领、高层级会议和领导指示批示等形式将政治势能逐级嵌入持续推进数据共享以撬动危化品监管数字化转型。

  第二,近年来各地发生了多起重大危化品安全事故,事故处理中多个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被严厉问责。囿于技术、体制、观念等因素,危化品监管数据汇聚与交互严重滞后造成安全监管存在较为明显漏洞是事故的重要原因。A市危化品监管面临的事故风险和问责风险倒逼有关部门推进数据共享。

  第三,数据被政府各部门视为重要的资产、资源甚至权力。跨部门数据共享是各部门在不破坏行政边界前提下共同配置政务数据权属并共创数据资产价值的过程。在高竞争压力下的相关部门期望通过数据共享获取更多更全面的数据以服务于本部门职能履行,提高部门绩效和竞争力。部门领导亦期望通过完成数据共享工作建立上级领导对本部门正面印象以获取更多资源和职权扩张机会。

  第四,A市近年来在危化品监管多部门联合检查、应急协作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A市所具备的较为坚实的财政实力、政府信息化基础和技术研发能力等优势条件进一步增强了全面实施跨部门数据共享的信心与底气。

  第一,共享主体间差异阻碍数据共享进程。各共享主体基于自身认知判断与成本收益评估形成了差异化的共享意愿与重视程度,在协商数据共享基本框架时会针对行动目标与具体方案发生矛盾。

  第二,数据系统割裂导致跨部门数据共享举步维艰。各部门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延误数据共享进程,各部门提供数据的分类、格式和接口不一致增加了兼容难度。

  第三,技术能力短板制约数据共享成效。各部门从事数据共享专职人员数量稀缺且对数据共享业务专业能力不足。危化品行业整体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从业人员对数据共享理解不足。

  第四,执行偏差梗阻导致跨部门数据共享任务落实艰难。激励机制缺位造成个别部门出现倦怠与躺平心理,选择性、象征性与观望式执行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愈演愈烈。成本收益考量下各部门共享动力存在差异,数据共享收益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摩擦与心理失衡。

  第五,制度体系不健全制约数据共享深入推进。危化品监管领域数据共享相关法律依据较为薄弱。科层体系“条块”分割导致部门间的政策信息难以协调,加之统一的数据共享规则与标准尚未出台增加了部门内部分工协作难度。

  面对实践中的多重阻力,A市选择和运用了若干切实有效举措打通数据共享堵点。

  第一,通过横向部门间协调重塑主体关系。基于多部门联席会商、专项协调等正式沟通和基于个人社会网络的非正式沟通进行更具情境性的深入协商。积极建设共享成果以平衡数据共享红利在相关部门的分配,部署部门间业务融合对接以持续巩固建设成果。

  第二,加快数据系统集成以破除技术壁垒。将部门数据统一上传政务云平台。由市级数据管理部门统一确定数据接口和标准。应用电子标签为危化品提供唯一身份标识,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数据交换网络以实现数据环流。

  第三,人员培训与技术应用补齐能力短板。在A市大数据中心与市级财政支持下,有关部门与技术企业、危化品企业等市场力量深化合作组织专家咨询,定期组织培训学习以提升人才队伍专业能力,组织专家咨询会为数据共享工作“把脉”。

  第四,强化纵向干预以推动各部门深入协作。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垂直指导作用,开展专题检查督办,将数据治理权限上移至A市大数据中心并根据数据共享与调用实绩有效协调相关部门,利用层级权威优势破除执行梗阻。

  第五,健全考核体系以有效激励各部门参与。开展周期性考核与业务专项评比,将结果应用至年终部门考评,强化数据共享在相关部门的议题优先性。

  第六,重构运作规则以创设常态化共享秩序。细化数据共享规则与再造业务流程,促进数据资源整合。成立A市危化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并制定章程,明确各部门在数据共享中的职责分工,同时在各部门内部设立数据共享专职岗位。

  A市危化品监管领域跨部门数据共享经过长期探索形成多方面成果,成果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逐级叠加的过程。

  第一,危化品监管相关职能部门间形成了议事沟通机制并持续发挥作用,这为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深入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基于部分业务场景的数据共享织密了部门间合作网络,有效建立信任关系。试点项目的成功为后续全市危化品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和数据共享的全面铺开积累了经验。

  第二,A市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实现了危化品监管数据跨部门互通互联。建成了包括业务数据库、主题数据库等在内的危化品数据集成库,编制出台了A市危化品监管平台使用手册与数据共享指南,构建了全流程监管信息链,实施个性化监管信息推送,上线了基于GIS的全景监控及全过程风险监测与预警功能,有力促动了以跨部门数据共享赋能监管数字化转型。

  第三,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的常态化运行促进数据业务深度融合。建立了A市危化品企业每日风险公告制度,实现基础信息、隐患动态等数据分析结果的互通互认与同步更新。通过对各类危化品数据的汇聚融合与开发利用,实现危化品企业精细精准画像,做到专业领域数据一键调取,提升了数据资源利用效能。利用数据汇聚与碰撞分析的结果,实现对危化品领域疑似违法行为的分析、判断与预警,强化了平台在实际监管业务工作中的实效。

  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是一个逐步演进的多阶段动态过程,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任务和目标,所面临的阻力也各不相同。A市危化品监管中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原因在于在数据共享的各阶段通过因势利导地发挥有利情境因素,不断强化数据共享动力以“靶向施策”的方式精准击破与化解问题和阻力,逐步累积阶段性成效。本文将其中的逻辑提炼为关系建构、资源动员与制度重塑。

  试点探索阶段数据共享主体间密切的协调沟通和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产生的风险倒逼效应共同发挥作用,化解了主体间冲突所带来的阻力(参见图2)。这一阶段成效虽然还不显著,但试点项目开展搭建了部门间合作关系网络,建立部门间的初步信任,为下一阶段跨部门数据共享在全市危化品监管中整体铺开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平台开发阶段,A市通过数据系统集成和人员培训开发的策略运作化解数据系统割裂和技术能力短板带来的阻力(参见图3)。法律法规修订带来的势能嵌入、财政支持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条件与上述行动策略共同发挥作用加速了阻力化解与成效累积进程。全市危化品监管全过程信息平台的建成实现了跨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相对于上一阶段,本阶段情境驱动部分进一步向左移动,策略运作产生的力矩有效化解了问题阻滞,跨部门数据共享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常态运行阶段A市通过强化纵向干预、健全考核体系及重构运作规则的策略运作化解执行偏差梗阻和制度体系不完善所带来的阻力(参见图4)。国务院关于跨部门综合监管新要求带来的势能嵌入和监管平台运行对缓解同侪竞争压力构成的积极效应作为情境因素与上述行动策略共同加速阻力化解,全市危化品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的常态化运行实现了数据与业务的深度融合。相较于上一阶段,本阶段情境驱动部分继续左移,共享成效进一步扩大,以跨部门数据共享提升监管效能的目标基本实现。

  本文以A市危化品监管中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建构了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揭示了跨部门数据共享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在跨部门数据共享推进过程中,势能嵌入与风险倒逼的外部因素和竞争压力与优势条件的内部因素为跨部门数据共享提供了情境层面的驱动力。共享主体差异、数据系统割裂、技术能力短板与执行偏差梗阻等问题导致数据共享进程产生阶段性阻滞。A市通过运用部门间沟通协调、数据系统集成、人员培训开发、强化纵向干预等策略化解阻力,在此过程中有利于数据共享的情境因素发挥了助推作用。数据共享成效逐级累积与提升体现为从数据共享基础构建到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进而实现数据业务的深度融合。A市跨部门数据共享成功的关键在于针对共享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利用有利情境因素以靶向施策的方式采取针对性策略精准应对与破解,其背后的逻辑体现为关系建构、资源动员与制度重塑。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深化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理论研究具有一定贡献和补充。首先,建构了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模型。本文跳出了已有研究“技术-制度”单一或互构视角,模型全面系统揭示了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的过程与机理,打开了数据共享的过程黑箱,展示了数据共享成效累积与进阶的逻辑,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实证研究从批判反思向理论建构的研究范式转移。其次,挖掘了数据共享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和演变规律。基于时间窗口的观察发现政府跨部门数据的目标是多层次的,共享过程中内外部环境和遭遇的阻力也会呈阶段性变动,积极利用有利的内外部情境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策略运作可以形成合力化解不同阶段的阻力,进而实现共享成效的逐步累积。这一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研究和各地实践中跨部门数据共享为何“雷声大而雨点小”,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有助于数据共享深入推进的动力、措施和条件没有及时跟进更新、合理组合与精准对焦,导致难以有效克服和化解差异化阻力。

  当然,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为一个单案例研究,尽可能凸显案例典型性的同时难以兼顾代表性,危化品监管领域的跨部门数据共享可能与其他领域如政务服务或基层治理有较大不同,本文建构的模型对于其他数据共享案例是否具有解释力尚需进一步验证。二是A市危化品监管领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工作尚在推进中,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新挑战,也必然会采取区别于以往的新举措。本文所提炼的因素与机理可能未必全面和准确,这需要继续跟踪后续发展进一步修正与丰富结论。